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法发〔2010〕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随着我国边境地区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案件逐渐增多，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进一步提高我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判效率，切实做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争议标的额较小、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可以由边境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二、为更有效地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和与诉讼相关的材料，切实保护当事人诉讼程序上的各项权利，保障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边境地区的特点，进一步探索行之有效的送达方式。采用公告方式送达的，除人身关系案件外，可以采取在边境口岸张贴公告的形式。采用公告方式送达时，其他送达方式可以同时采用。

三、境外当事人到我国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经过公证、认证的有效身份证明。境外当事人是法人时，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表该法人参加诉讼的人的身份证明，亦应当要求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如果境外当事人是自然人，其亲自到人民法院法官面前，出示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及入境证明，并提交上述材料的复印件的，可不再要求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四、境外当事人在我国境外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就授权委托书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如果境外当事人在我国境内出具授权委托书，经我国的公证机关公证后，则不再要求办理认证手续。境外当事人是自然人或法人时，该自然人或者有权代表该法人出具授权委托书的人亲自到人民法院法官面前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五、当事人提供境外形成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办理相关证据的公证、认证手续。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论是否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质证并决定是否采信。

六、边境地区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准确地掌握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民商事司法协助国际条约，在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中更好地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充分运用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特别是我国与周边国家缔结的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必要时，根据条约的相关规定请求该周边国家协助送达司法文书、协助调查取证或者提供相关的法律资料。

七、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外国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应当从严掌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人只能是在我国有未了结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二）当事人有逃避诉讼或者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可能；（三）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可能造成案件难以审理或者无法执行。

八、人民法院审理边境地区的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也应当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作用，调解过程中，应当注意发挥当地边检、海关、公安等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作用。

九、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和鼓励当事人通过仲裁等非诉讼途径解决边境地区发生的涉外民商事纠纷。当事人之间就纠纷的解决达成了有效的仲裁协议，或者在无协议时根据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应当通过仲裁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十、人民法院在审理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指导。对在我国没有住所又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被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原告必要的诉讼指导，充分告知其诉讼风险，特别是无法有效送达的风险和生效判决在我国境内无法执行的风险。

败诉一方当事人在我国境内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不足以执行生效判决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胜诉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民商事司法协助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向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

十一、各相关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各自辖区内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制定相应的具体执行办法，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八日
　 司法，从概念上来解读，就是法律的适用。如何适用法律，具体来说，就是运用既定的法律规则，通过三段论的演绎来适用于法律事实；粗听起来，司法并不复杂，但越来越繁杂的社会矛盾和同样的矛盾裁判结果却大要径庭，不免让人产生困惑，为什么有时遵规道矩的法律适用反而适得其反，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未能洞悉司法的实质。其实，司法的实质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平衡利益的问题，找到了矛盾纠纷的利益平衡点，也就找到了裁决之道。

　　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说，利益的纠葛并不太复杂，一般主要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一方当事人将矛盾起诉到法院，无非是认为自己的法益受损了，要求法院支持自己的诉求，填补自己所损的利益，恢复之前二者的利益平衡状态；而对被告而言，其对抗对方的观点无非也是利益平衡问题。因此，对于法官来说，要解决此类纠纷就必须把握司法的关键，即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找准了利益平衡点，也就找到了解开双方心结的钥匙，矛盾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的频繁，仅限双方当事人利益纠葛的矛盾有逐步减少的趋势。

　　中国法治比较落后，立法没能紧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在很多重要法律缺失的情况下，政策充当了法律的角色，起到了规范和指引的作用，如何平衡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司法平衡的第二个层次的内容，这在行政法制领域表现的龙为突出。由于我国长期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行政法制比较滞后，很多重要的行政法律和法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处理行政纠纷时无法可依，间接催生了大量政策的出台。在没有明确法律和法律法规滞后的情况下，政策取代了法律的功能，一些级别低的规章、规范及行政规范性文件成了裁决的依据，可这些政策因各地情况不同而相差很大，有的甚至与现行法律冲突，找准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平衡点自然就成了裁决行政纠纷的关键，在既不伤害法治，又要妥善化解行政纠纷的司法目标指引下，平衡的技巧不可小觑。

　　法律是对既有经验的归纳总结，是对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一般性规定，法律总是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法律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也就不可避免，这自然也就成了司法平衡的第三个层次的内容，这一层次的平衡也是深层次的平衡，也是最难处理的平衡。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各种新领域、新关系不同涌现，各种矛盾关系错综复杂，法律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如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的企业破产问题，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所引发的欠债人跑路现象，就牵涉到多数债权人、债务人利益等经济问题，工人劳动权利及就业等社会问题，还有婚姻案件中离婚所牵涉到的双方当事人、双方家庭、子女教育、婚姻的价值取向等众多经济或社会问题，在法律缺失的领域，更是如此，这些矛盾要么是牵连甚广，要么是事关百姓民生，简单的法律适用是达不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只有综合、全面了解各方的利益诉求，协调好法律社会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做到案结、事了、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