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第一章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称境内）提供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以下称应税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应当按照本办法缴纳增值税，不再缴纳营业税。

　　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

　　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第二条 单位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的，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以下称承包人）以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以下称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以该发包人为纳税人。否则，以承包人为纳税人。

　　第三条 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应税服务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以下称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为一般纳税人，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

　　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不属于一般纳税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第四条 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成为一般纳税人。

　　会计核算健全，是指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

　　第五条 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的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具体认定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除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以下称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服务，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代理人为增值税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以接受方为增值税扣缴义务人。

　　第七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纳税人，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以视为一个纳税人合并纳税。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第二章 应税服务

　　第八条 应税服务，是指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应税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本办法所附的《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执行。

　　第九条 提供应税服务，是指有偿提供应税服务。

　　有偿，是指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

　　非营业活动中提供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不属于提供应税服务。

　　非营业活动，是指：

　　（一）非企业性单位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履行国家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收取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活动。

　　（二）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

　　（三）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为员工提供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

　　（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在境内提供应税服务，是指应税服务提供方或者接受方在境内。

　　下列情形不属于在境内提供应税服务：

　　（一）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应税服务。

　　（二）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出租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

　　（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下列情形，视同提供应税服务：

　　（一）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但以公益活动为目的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税率和征收率

　　第十二条 增值税税率：

　　（一）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

　　（二）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税率为11%。

　　（三）提供现代服务业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除外），税率为6%。

　　（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应税服务，税率为零。

　　第十三条 增值税征收率为3%。

第四章 应纳税额的计算

第一节 一般性规定

　　第十四条 增值税的计税方法，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

　　第十五条 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一般纳税人提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但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

　　第十六条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第十七条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服务，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扣缴义务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扣缴税额：

　　应扣缴税额=接受方支付的价款÷（1+税率）×税率

第二节 一般计税方法

　　第十八条 一般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是指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第十九条 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

　　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

　　第二十条 一般计税方法的销售额不包括销项税额，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销项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税率）

　　第二十一条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

　　第二十二条 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从销售方或者提供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二）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三）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买价，是指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价款和按照规定缴纳的烟叶税。

　　（四）接受交通运输业服务，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外，按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计算公式：

　　进项税额=运输费用金额×扣除率

　　运输费用金额，是指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包括铁路临管线及铁路专线运输费用）、建设基金，不包括装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费。

　　（五）接受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应税服务，从税务机关或者境内代理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缴款书（以下称通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第二十三条 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增值税扣税凭证，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农产品销售发票、运输费用结算单据和通用缴款书。

　　纳税人凭通用缴款书抵扣进项税额的，应当具备书面合同、付款证明和境外单位的对账单或者发票。资料不全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第二十四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商标、著作权、有形动产租赁，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商标、著作权、有形动产租赁。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业服务。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交通运输业服务。

　　（四）接受的旅客运输服务。

　　（五）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但作为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的运输工具和租赁服务标的物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是指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商标、著作权除外）、销售不动产以及不动产在建工程。

　　非增值税应税劳务，是指《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项目以外的营业税应税劳务。

　　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个人消费，包括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12个月的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

　　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以及被执法部门依法没收或者强令自行销毁的货物。

　　第二十六条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额+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当期全部营业额）

　　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上述公式依据年度数据对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行清算。

　　第二十七条 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发生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免征增值税项目除外）的，应当将该进项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无法确定该进项税额的，按照当期实际成本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额。

　　第二十八条 纳税人提供的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应税服务，因服务中止或者折让而退还给购买方的增值税额，应当从当期的销项税额中扣减；发生服务中止、购进货物退出、折让而收回的增值税额，应当从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当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 一般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二） 应当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而未申请的。

第三节 简易计税方法

　　第三十条 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是指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征收率计算的增值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第三十一条 简易计税方法的销售额不包括其应纳税额，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应纳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提供的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应税服务，因服务中止或者折让而退还给接受方的销售额，应当从当期销售额中扣减。扣减当期销售额后仍有余额造成多缴的税款，可以从以后的应纳税额中扣减。

第四节 销售额的确定

　　第三十三条 销售额，是指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是指价外收取的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不包括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三十四条 销售额以人民币计算。

　　纳税人按照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的，应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折合率可以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1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纳税人应当在事先确定采用何种折合率，确定后12个月内不得变更。

　　第三十五条 纳税人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税服务，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第三十六条 纳税人兼营营业税应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应税服务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应税服务的销售额。

　　第三十七条 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不得免税、减税。

　　第三十八条 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提供应税服务中止、折让、开票有误等情形，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按照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得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扣减销项税额或者销售额。

　　第三十九条 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将价款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以折扣后的价款为销售额；未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以价款为销售额，不得扣减折扣额。

　　第四十条 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的价格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或者发生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视同提供应税服务而无销售额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按照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

　　（一）按照纳税人最近时期提供同类应税服务的平均价格确定。

　　（二）按照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提供同类应税服务的平均价格确定。

　　（三）按照组成计税价格确定。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

　　成本利润率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第五章 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

　　第四十一条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一）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服务完成的当天。

　　（二）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三）纳税人发生本办法第十一条视同提供应税服务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应税服务完成的当天。

　　（四）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第四十二条 增值税纳税地点为：

　　（一）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和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构合并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二）非固定业户应当向应税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三）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税款。

　　第四十三条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以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规定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纳税人。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1个月或者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以1日、3日、5日、10日或者15日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期限，按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第六章 税收减免

　　第四十四条 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适用免税、减税规定的，可以放弃免税、减税，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增值税。放弃免税、减税后，36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减税。

　　第四十五条 个人提供应税服务的销售额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达到起征点的，全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起征点不适用于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个体工商户。

　　第四十六条 增值税起征点幅度如下:

　　（一）按期纳税的，为月应税销售额5000-20000元（含本数）。

　　（二）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含本数）。

　　起征点的调整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国家税务局应当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适用的起征点，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第七章 征收管理

　　第四十七条 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

　　第四十八条 纳税人提供适用零税率的应税服务，应当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免）税，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第四十九条 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接受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向消费者个人提供应税服务。

　　（二）适用免征增值税规定的应税服务。

　　第五十条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接受方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第五十一条 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管理，按照本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现行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增值税会计核算。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向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应税服务的境外单位和个人。

　　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是指机构所在地在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居住地在试点地区的其他个人。

　　在公司投资关系中，自然人或企业有时出于特定目的或考虑，选择“藏身幕后”，委托他人代持股权，在公司相关文件中记载他人为股东并作成商业登记，造成“名实不符”的现象。公司法律关系本就错综复杂，隐名出资使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增添更多模糊性与不确定性。[1]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与名义出资人（又称“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到底谁是公司真实有效的股东，名义股东若自行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受让人可否合法取得，以上问题始终困扰着承载裁判重责的法官，事实上也产生了许多同类纠纷的裁判路径大相径庭的情景。我国某些省市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意见，虽在区域内努力避免“同案异判”，但对隐名出资引发的纠纷到底应该如何裁判，全国范围内从论理、标准到结果都不甚一致。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解释三》”）对隐名投资协议效力及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制定了统一的裁判标准，但是在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如何认定、特殊类型隐名出资协议的效力如何确定等问题上未有涉及。本文将通过对《解释三》有关规定的文义解释、结构重塑和理论阐述来进一步厘清司法裁判中对隐名出资纠纷的态度和思路，以期在学术上建立一种针对隐名出资的司法分析框架模型，以与学界、司法界同仁商榷。

一、股东资格与实际出资、记名登记关系解构

公司是社团法人，股权在本质上是社员权，“代表着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永久关系”。[2]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前提。在法律上，资格代表一种社会地位，是由具体的法律关系所引导、产生、确立的主体身份。股东资格就是依据投资活动对特定公司所形成的法人社团组织的社员地位，是投资者权利与义务集中承载的归属对象。基于投资关系的财产属性，股东资格也被看成是公司的所有者地位，具有享有公司盈余分配、参与公司事务决策和获取公司剩余资产的权能。

集结股东群体的投资是公司的一种能力（一人公司除外），因此，股东资格最早产生于与其他股东的共同投资协议。由于公司的成立以注册登记为标志，因而在登记前所谓的股东资格是不完整的“胎儿”身份，只具有受合同法保护的交易地位。股东资格取得的物质基础是股东向公司的出资，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出资行为使得公司和股东之间确立了“血脉”联系。在投资协议上签署姓名或名称并签署公司章程，其后按约定向公司缴付承诺的出资就完全确立了投资者的法律地位即股东资格。但是，现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公司通过登记既确认和公示公司成立的事实，同时也把股东资格加以确认。因而，登记机关在完成公司登记的同时对股东身份的登记在实践中也往往被看成是对股东资格的社会认可和政府确认，具有充分的、有效的证明效力。如此一来，认可股东资格的法律事实和行为就比较复杂和多重，比如有投资协议、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获得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此外还有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投票权、在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署姓名、实际获得公司分配、其他股东的确认、接获股东会召集会议通知、曾经以股东名义参加诉讼并被法庭认可、转让股权或行使股东任一权利未遭受其他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反对等。在一项完整的股东资格法律空间内，上述权能的集中或分散的表现是自由的，融洽的，流畅的，不生歧义的。但是，当出现隐名出资情形时，虽然股东的人格没有发生分裂，但各项权能的行使必然不再在履行出资义务一方体现归整统一的结构，[3]极端的状况下甚至看不到实际出资人的影子。一旦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为确认股东资格而发生诉讼，“名”、“实”之争就必然会涉及到对具体权能行使状况的判断，法官兴许要在相互冲突的证据中小心拿捏，直至陷入必须动用自由心证资源的理性纠结。

股东资格的确认不是创设新的法律关系，而是对既有的股东资格在法律上加以审查、判断、确认。从字面上看，隐名出资仅概括了实际出资人“隐名”之单方行为，但其实质为双方的合意，由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中挂名。《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肯定了该类协议的效力，就双方之间的争议，确认可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然而，当实际出资人请求“正名”，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完全剔除名义股东，仅依赖合同法是无法完成纠纷处理的，在公司法框架下不同法官的审判意识会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态度的实质影响，以及在证据效力的把握方向上立场不一，进而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

学界对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哪个为主方面。这里所说的实质要件是股东对公司的真实出资，而形式要件是公司对股东的记载和证明。其他的行为或事实可以分类归属于以上2种情形。持实质要件说者主张只要隐名出资人能够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即可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持形式要件说者坚持以名义出资人为公司股东，但究竟是股东名册还是工商部门登记更具有权利推定力和公示力，又有争议。与这2种学术主张相对应，司法部门的判决也呈现出对两种标准的选择性适用情形。笔者通过对从“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意”检索到的近年来与隐名出资有关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的梳理，发现以实际出资为股东资格确认标准和以工商登记记载为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意见均各有相当数量的判例。近年来随着公司审判实践的演进和丰富，部分省市高院出台的指导意见推出了“综合标准”，提出以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应具备的各式要件综合判断股东资格。[4]但问题在于，综合标准只是列举了完整的股东资格应当具备的判断因素，却没有明确在某些因素缺失或者相矛盾的情形下，哪一个或哪一些因素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应该起到决定性作用，无疑于在缺乏度量衡时要求法官徒手掂量案件中各要素的分量。

名义出资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目的主要在于固化记载事实、认可行使股东权利及其后果特别是保障股权流转中的自身利益。实际出资人主张确立其股东资格则产生于对名义股东的信任丧失、双方关系破裂（包括夫妻离婚析产）、为防控未来风险而期望实至名归持股等原由。从公司事业的本质属性讲，资本是公司全部活动得以开始并延续的核心基础，也是股东资格存在的法律前提，是股东权利产生的源泉。简言之，没有出资就不能产生公司，股东资格也就无从谈起。不履行出资义务的个别股东，虽然其股东资格在形式上体现在公司章程和股东间协议中，但其他股东可以将其除名。由此可见，股东的实际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首要条件，股东实际出资成立的证据可以对其他的反向证据形成压制和排斥的效果。《解释三》第23条对股权归属纠纷的规定，说明出资（无论是设立或增资时直接向公司出资还是通过股权转让间接出资）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要件。股东的最终决策权也与股东出资不可分割，若不以自身财产承担风险，行使决策权就师出无名。

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是股东资格不可或缺的两面，如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对股东的界定，“股东是指股份以其名义注册于公司登记簿者，或者依据公司档案中股份代持人证书明确授权的股份受益人。”[5]实质说和形式说不是必然冲突、非此即彼的，最高院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实质要件为准到实质和形式要件兼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2002年最高院在答复江苏高院的请示时称，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间无明确约定一方实际投资一方名义投资，合资协议、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文件均记载名义出资人为股东，且名义出资人实际参与公司设立，并以自己的名义委派工作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公司运营，“似”应认定名义出资人为系争股份的权利人。[6]2003年《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区分了不完全隐名投资与完全隐名投资，若公司明知且认可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则可以认定其股东身份。2008年最高院修正了该解释草案，新的征求意见稿不再区分隐名出资的不同类型，规定因股东权益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向名义出资人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但实际出资人若要成为公司登记的股东，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该草案不区分股东权益中的自益权和共益权，以出资为最高原则适用解决隐名投资纠纷，排斥形式要件的考量，实质上会存在偏颇，至少忽视了在部分案例中名义股东实际就是真实出资人的情形。嗣后，《解释三》对此做出了修正。

《解释三》将隐名出资现象中的法律关系分为3个层次，试图将实质说与形式说结合起来。首先，根据25条第2款规定，若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产生对投资收益的争议，以实质要件为准。其次，根据25条第3款规定，在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为变更登记股东身份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对公示文件的信赖以及股东之间的互相信任与认可。结合《公司法》第33条对股东名册和登记效力的规定，若实际投资人要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必须履行特殊的股权外部转让程序，即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部门登记。再次，在公司及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中，《解释三》虽未明示，但其精神与《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相符，强调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概言之，《解释三》认为，实际出资人对其出资享有受限制的财产权（主要是收益权），但形式要件才是股东在公司行使完全股权的推定依据，特别是管理和控制权利、获得信息和查询公司账簿的权利、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等。随着法律关系从隐名出资协议双方延伸到公司内部，及至公司外部，公共性愈强，形式要件的适用强度愈强。实际出资人欲推翻形式要件，除须证明其实际出资外，还须获得其他股东的多数同意。25条第3款也实际上融入了2003年征求意见稿在实际出资人以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管理情形下肯定其权利的思路，不过表达得更为谨慎，因为这种情形下，其他股东通常不会反对实际出资人显名化。

出资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要件，但为维护公司的团体性和交易安全，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对公司和第三人确认股东资格具有推定效力。实际出资人可以据其出资请求“显名”，但须补足形式要件的缺陷。《解释三》的上述规定，兼顾“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公司的社团本质和商事交易安全，较为合理，特别是在法院支持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安排，实际上导入了有限公司股权外部转让的程序，是非常合理的。隐名出资中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外观均存在瑕疵，若处理不当，就不仅仅会造成股权权属混乱，而且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因此，得慎重审查及裁判。

二、隐名出资的类型及我国特殊事态分析

隐名出资可大致分为2种情形：一种是约定实际出资人仅享有投资收益，股东的其他权利义务均由名义出资人享有和承担，是为完全隐名出资；另一种是约定实际出资人委托名义出资人持有股权，但所有股东权利、义务均由委托方享有并承担，名义出资人仅起挂名作用，是为不完全隐名出资。在笔者所收集的案例中，完全隐名出资的比例较小，不完全隐名出资占多数。在完全隐名出资中，法官应着力探求和推断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判断是否存在代持股的合意。某些纠纷中，“实际出资人”虽能证明其事实上向公司缴付了一笔现金款项或财产，且该现金款项或财产也确实被公司视为出资处理，但无法证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有代持股的合意，公司也无记载或证明其“实际出资人”地位的相关文件，应当判定该“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仅存在借贷关系。在不完全隐名出资中，公司和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于公司并认可其行使股东权利是法官判断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决定性因素。[7]

根据隐名出资的目的，还可以将其分为合法型隐名出资与规避法律法规型隐名出资。在实践中，有一些隐名出资是由企业改制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如职工持股会、法人股个人持有等，也有不少隐名出资是实际出资人刻意逃避法律限制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规避股东身份限制规范，此类隐名投资协议效力如何，是困扰法官裁判案件的另一难题。

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外资进入限制类产业须经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商务部门审批，禁止类产业因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不允许外资进入。《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院司法解释将强制性规定细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8]《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有关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规定，是为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对禁止类产业，外资一律不得进入，外资与中国企业或自然人签订之委托持股协议，无论其实际上是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该协议都因违反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在限制类产业，若隐名出资是为规避法律规定的程序管制而非实体管制，则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予以当事人补正的机会；若无法补救或当事人不予补救，则应认为合同无效。对其他产业中的外资隐名行为，虽然“三资”企业法规定外国人在国内投资设立企业须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但该规定是对外资进行统一市场监管的管理性规定，法院不宜径行认定合同无效，而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征询有关部门的意见，如可以补办审批程序，则可以承认其实际出资人身份。[9]实践中亦有不少法院采取前述路径裁判案件。[10]

为遏制以权谋私等贪腐行为，《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实践中有法官认为无论合伙协议、股东协议或租赁合同，若合同一方为公务员，则当然无效，[11]但有的法官主张该规定只是对特定主体的管理规范，不影响私法行为的效力。[12]笔者以为，《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款性质是对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营利性法律行为的实体管制，虽然从规定文本结构无法直接推出上述法律行为的效力，但结合法律的目的，权衡该法条保护的法益与法律行为本身的法益可以决定其效力。公务员明知违法，仍以代持股协议掩盖其投资或经营活动，其行为本身具有恶劣性，并直接关联重大社会利益和公序良俗。若认为禁止其从商的规定一律不影响其从商行为的法律效力，而只通过纪律处分加以抑制，极有可能会使法律防止公务员因从事或参与营利性行为而以权谋私的目的落空。是以，若实际出资人不愿放弃其公务员身份，也不愿终止协议，法院可依据《合同法》52条第4款或第5款判处其隐名出资协议无效。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代持股协议，自始无效并不影响名义股东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也不影响名义股东以股东身份参与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实际出资人有权向名义股东请求返还出资费用，但不能以出资人身份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若名义股东有继续作为公司股东的意思，应当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否则，为维护公司的团体性，可由其他股东购买系争股权。在公司并无其他股东的情形，公司应依法解散、清算，剩余财产归实际出资人所有。

“假如将法律条文用一个图形来表示，这是一个中心部分非常浓厚、愈接近周边愈益稀薄的圆形。在其中心部分，应严格按照条文的原意予以适用，不应变动。如果说中心部分通常可以直接依条文决定的话，则周边部分可能出现甲乙2种结论，难有定论的情形。因此，适用法律时当然要考虑各种各样实质的妥当性，即进行利益衡量”。[13]隐名出资协议效力的认定正是一处边缘地带，即便能够确立较为统一的裁判原则和标准，在具体案件中法官仍要权衡轻重缓急、得失利弊。

我们认为，在审处隐名出资案件中，第一，若法院支持实际出资人全面复权，替换隐名股东，可径行判决其股权归属，在执行中按股权转让程序处理。第二，在执行上述第1种判决时，由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造成案件胜诉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关系不和，胜诉股东可选择放弃成为显名股东，另外选择经协商由其他股东收购股权、起诉请求公司回购股权、请求司法解散公司等3种方式解决纠纷。我们坚决反对把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当作公司债权处理，因为出资已经结构为公司资本，出资人实际承担了投资风险。事后视为借款既无法律依据，对出资人也非常不公。第三，出资资金虽由出资人直接缴付给公司，但是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存在以投资为目的的借款协议，加上其他证据证明名义股东就是实际出资人的，当然判决名义股东胜诉。

三、名义股东处分股权法律后果述评

《解释三》第26条规定了有限公司隐名持股情形下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如名义股东转让、质押其名下股权或被用以偿还其债务时通过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参照适用来平衡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其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出发点正确，基本精神合理，但借助《物权法》条款工具的做法有待商榷。

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股东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公司的股东姓名或名称登记是一种公示状态，公示表彰股权的归属，是法律上的有效事实。实际出资人在公司登记中隐其名，必得在法律上承担一种可能丢失财富的风险。在这一点上，政府、社会、公众都有同一的认识。“名义股东”只是与“隐名股东”特殊关系中的私下角色，工商登记中并未说明其“名义”性、股权“代持”性，因此名义股东将其持有的股权用以抵偿个人债务、设定质押、转让、被法院扣押拍卖，实际出资人都不能对抗交易或获益的第三人，根本不问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也就是说，第三人基于对公司登记的社会信赖，接受名义股东的上述任意一种交易方式，都不存在对毫不知情的隐名股东的权利的侵犯。《公司法》第33条第3款没有对第三人限定“善意”条件，其理正在于此。

在法律法规已对某类情形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立法者可要求对其他类似情形“参照适用”现行规定。该立法技术适用的前提应为，被参照的情形与所参照的情形之间具有法律性质的相似性。从规范结构解释的角度，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是无权处分情形下物权的得失变更问题。原则上，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若满足3项积极性构成要件，即受让人为善意、价格合理、已经公示时，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解释三》第26条规定，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股权，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也就是说，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股权，在性质上属于或至少类似于无权处分行为，意味着名义出资人不是名下股权的所有权人。

法条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一定意义脉络之中。[14]任何制度都应是逻辑自洽的体系，对规则的选择，不仅要看规则本身的品质能否回应实践需要，也要看规则与既有体系内其他规则之间是否相谐。我们认为，《解释三》第26条对名义股东处分行为参照适用“无权处分”的认定，会使《解释三》第25条陷入解释困境。第25条确立实际出资人只基于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出资协议享有收益权，并不具备股东身份；第26条推出名义股东是无权处分人。从形式逻辑上看，非A不意味着B，名义股东无权处分无法推导出实际出资人有权处分，第25条和第26条很难说直接冲突，但这就必然导出一个结论，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对系争股权的所有，均是有瑕疵的。《解释三》中就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作出特别规定，从意图上看，应当是对名义出资人行使处分权心存顾虑，通过《物权法》无权处分规定来赋予实际出资人质疑的请求权基础。然而，撇开第26条限缩《公司法》第33条适用范围的合法性问题不谈，但就向实际出资人利益提供保护的偏向看，无疑将增加第三人受让股权的风险，甚至会引诱实践中虚假诉讼的发生——如股权处分后处分人反悔，完全可能伪造隐名出资协议，出现一个“实际出资人”来质疑处分行为的法律效力。

从学理上讲，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信赖保护，法院对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的审判原则，也应落脚于对交易安全和合理信赖的保护。因此，虽然存在体系的不合理性，但法官若能在公司法的具体制度环境中，善加解释与适用《解释三》第26条，仍能殊途同归地平衡对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保护。

法律保护“那种在正常情况下由法律行为而发生的有效地拘束或授权的发生或存续的信赖，这种信赖的根据并不是或不仅仅是某项可归责的意思表示，其所根据的只是由其他方式产生的、存在某种相应的权利状态的表象”。[15]物权善意取得制度，是在物权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时，保护对法律规定的特定物权表征形式的信赖。善意取得的两端是真实权利人与信赖物权表象的受让人，涉及2项重大利益——财产归属与安全和交易效率与安全。受让人能否取得所有权，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便是其是否善意。对善意的认定是“协调原权利人与第三人利益的控制阀”，[16]也必须根据权利本质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适应不同的交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