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刑法第306条/律师/获得辩护权/平等原则/人权
内容提要: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规范要求，而“引诱”与“引导”等中性词存在交叉导致法律的界限不清，即法律可能因为语义范围过广“意外”违宪；其设置本身所包含的对律师的定位不清，对律师、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差别对待而没有合理理由，过度设防导致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同时立法本身的模糊性也不利于保护被追诉人和律师的人权。因此，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应该由立法机关进行修改。


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防止律师利用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稍后制定的律师法中赋予他们的更广泛的权利进行违法行为，妨碍司法活动，新增了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1]该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自其产生，对于该罪名的争论和诟病就不绝于耳，更有全国人大代表专门提出取消第306条的议案。[2]第306条被称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2009年重庆打黑风暴中的李庄案，更是将这一罪名再次推上风口浪尖，理论界也再次掀起了研究热潮。[3]然而，所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刑法学的角度，而鲜见宪法学角度的研究。本文拟从宪法学的角度检视刑法第306条中的律师伪证罪，[4]以期为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该罪名的正当性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考路径。

一、刑法第306条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规范要求

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如何理解其规范要求呢？这需要做宪法解释。宪法解释主要采取文义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依据文义解释，该规定要求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自由。从目的解释分析，辩护必须有利于被告人，同时被告人有权获得自由的辩护，辩护是免责的。也就是说，宪法第125条的规范要求是：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加以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那么，刑法第306条是否符合宪法第125条的规范要求呢？

（一）刑法第306条与“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存在抵牾

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该规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了律师可以通过寻找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不仅是消极的防御，还是进行积极防御从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辩护人有权也有义务运用一切合法手段寻找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包括运用技巧性的询问方式取得证人证言。而公诉方为履行控诉职能，会更多地关注有罪证据，难以全面收集可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材料。控辩双方通过这种相互对立的收集证据的方式使诉讼权能趋于平衡。这种由双方各自举证的方式保证了收集证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出示证据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以及被告人应负的刑事责任；辩护人则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与公诉人进行抗辩。法庭在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证据的核实，使需要证明的事实逐渐清晰，给法官运用证据进行定罪量刑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事实基础。而辩护人对有利证据进行遴选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合法的引导过程。但每一个人对事实的描述或认识都有偏差，与司法机关认定不符的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诱导的结果，即引诱率可能是100%。那么，引导和引诱有明显的界限吗？关于引诱的含义，陈兴良教授从立法者解释、司法者解释和学理解释三个角度出发认为：“引诱必须采取一定手段，这种手段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与非物质利益的引诱。”[5]引导是带着人向某个目标行动，目标就是一种引诱。可见两个词语存在交叉的地方。因此，根据宪法可以实施的“引导”却可能违反了刑法规范。

（二）刑法第306条严惩“引诱”行为限制了自由的辩护，从而限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

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而“引诱”的模糊性及“违背”的“事实”尚未确定使得法律允许的范围不清晰。在行为的法律许可范围不明确的情况下，唯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都不要做。为避免风险，一些律师选择做消极辩护。消极辩护就是律师放弃调查取证权，只针对控方证据存在的问题或对法律的认识进行辩护；积极辩护则是律师拿出与控方相反的有利被告的证据来对抗控方的证据。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律师少数的专有权利之一，也是现代司法为实现控辩平等而作出的精良设计，更是被追诉人所获得的辩护权从消极的防御权向积极的防御权转化的必备武器。但由于律师不敢冒着涉嫌犯罪的风险去取证，必然导致刑事案件质量下降，当事人利益受损，进而使司法丧失公信力。实践中，对“引诱”的模糊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任意解释，使大量律师因“引诱”获罪。正是因为这一内涵不清的概念限制了辩护人采取一切合法手段的辩护行为，导致刑事辩护率低，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据有关调查显示，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率仅为30％左右。[6]辩护人因怕担“引诱”之名而畏首畏尾、缩头缩脚、如履薄冰，不能自由地选择辩护的方式。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不当地干涉了被告人的消极自由，并且其积极作为不是为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提供条件和保障，而是限制了辩护人为被告人自由辩护的权利。

（三）刑法第306条严惩“引诱”这种言论行为侵犯了宪法第125条包含的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有的职业豁免权

“引诱”很多时候仅是言论行为，抑或一个“眼神”。律师的辩护是其职业行为，应该如同人大代表一样具有豁免权，即“律师因执业行为及职务行为本身而产生的言论享有豁免权”[7]，不管是审前还是庭审中的言论，也不论是举证还是质证过程中的言论都具有豁免权。律师的职业豁免权并不是特权，而是律师职业道德（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自然补偿；也是为达到与控诉方“平等武装”从而形成“平等竞争”的必然要求。据此，“引诱”这一言论在一般意义上应具有职业豁免权。很显然，因“引诱”获罪违反了律师的职业豁免权。

二、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中的平等原则

宪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平等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反歧视与反特权。歧视是指被法律禁止的、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人实施的、其效果或目的在于对承认、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进行区别、排斥、限制或优待的任何不合理的措施。[8]禁止歧视与平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平等并不反对任何差别，但却反对没有合理依据的区别对待。因此，“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本来的意义上，不是禁止在法律上任何差别的意思，……禁止被认为是基于不合理的理由的差别”。[9]没有理由的差别对待则构成歧视，而歧视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使得“对作为平等原则的消极方面的特权和歧视的特别禁止是出于抵制法律和法律实践中特定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政治需要”[10]。

平等原则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用来约束立法。它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必须严格遵循平等原则，即相同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立法者不得随意设定法律内容，而是应当受到宪法规范的支撑与制约。那么，立法者便有义务制定符合宪法精神与宪法规范要求的法律规范，以保障宪法目的的达成以及宪法价值的实现。因此，平等原则自然要求对赋予特权或设定差别待遇的法律内容加以合宪性审查。犯罪与刑罚作为法律保留的事项，当然应该受到宪法平等原则的规范，“司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平等”[11]。这就意味着司法应该平等地对待公民，“司法并不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作出区别：既然这两个人都具有人的特征，他们在司法的眼中就是平等的”[12]。

（一）刑法第306条是对律师的无恰当理由的差别对待

要确定刑法第306条是否符合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察：第一，给予律师单独立法并特别处罚是否具有宪法上的合理依据？即是否需要差别对待；第二，如果单独立法并给予特别处罚是合理的，那么其程度是否也是合理的？即差别对待是否合理。前者可以从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立法政策及其所欲实践的目的考察；后者主要从立法手段和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考察，即“禁止国家权力过度侵害和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3]。

首先，立法目的没能说明对律师进行差别对待的合理性。关于设立刑法第306条的目的，1997年3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没有提及。但从人大代表张燕律师于2000年提出“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作出的答复中可以看出。该答复认为，随着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权利的增大，其违法的几率也增大，为了防止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违法行为，有必要设立刑法第306条；而且，第307条与第306条在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不能合并；对于执法人员以此为根据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问题，[14]则还在研究中。

笔者以为，刑法将一种主体的犯罪特殊化，在普通法条所规定之罪外，以专门的单独条款来规范，应出于两种情况：第一，只有该特殊主体才能实施这一行为，其他人没有条件实施该行为；第二，该特殊主体实施与其它一般主体相同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普通条款所规定的法定性已经不能涵盖特别法条所规定之罪的处罚要求，需要加重处罚。该罪的犯罪主体，并不应具有唯一性，其他主体如检察官、法官、普通公民都可以成为这一行为的主体。从社会危害性来看，律师实施这一犯罪行为与一般主体实施这种犯罪既没有质的区别，也没有量的差异。尤其是司法人员“执法犯法”的危害性并不比律师“知法犯法”的危害性小。2007年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它还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官法》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检察官法》规定，“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检察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上述关于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规定来看，三者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承担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但三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律师身份经历了从“国家法律工作者”[15]到“社会法律工作者”[16]再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演变，其职责也经历了从“为国家服务”到“为社会服务”再到“为当事人服务”的变化。身份和职责的变化导致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变化。律师的职责主要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说，律师“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是通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的，“辩护律师的职责只有一个焦点、一项责任和一种忠诚，那便是为我们的当事人服务，而无须多虑由案件本身或我们的辩护行为所引发的任何其他后果。……我们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我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寻找并利用一切于他们有利的因素”[17]。而法官和检察官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司法人员，其主要职责是“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并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台湾某学者从辩护人与检察官的区别角度说明了此问题：“辩护人为被告正当利益之保护者，亦即为保护被告之利益而附带协助刑事司法之公正实施，在此意义下，辩护人处于公益地位。然而辩护人之公益地位异于检察官之公益地位，盖检察官为站在具体国家目的之立场为追诉犯罪，借以维持社会秩序，但辩护人仅为保护被告之正当利益，以免无辜之人受国家处罚，或犯轻罪者受罪重之处罚，是其所关心者仅为个人之保护，不在于全社会之保护，由此所见，二者之公益地位所着重者，不完全相同。”[18]从这一意义上说，司法人员“执法犯法”比律师“知法犯法”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其执法犯法不仅损害个案中当事人的权利，更会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刑法第307条对其妨害作证的行为加重处罚就是明证。

可以说，我国关于以律师为主的辩护和诉讼代理制度的法律，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从立法意图上看，都是以对律师职业行为进行规范为主导，而不是对律师权利的保护为主导。从该条的立法背景来看，表现出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能否正确把握其角色的怀疑，通过该法条的威慑作用来规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客观上的效果可能是以牺牲促进法治文明的在我国目前还不完善的刑事辩护与代理制度尤其是律师刑事辩护制度为相应代价。

由此可见，答复中以律师在实践中有违法行为为由而采取专门立法显然没有论证第306条存在的合理性：在实践中司法人员伪造证据、毁灭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违法行为绝不比律师少，且其危害性更大，[19]但刑法并没有对此单独立法而仅仅在第307条中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因此，从答复中阐明的立法目的来看，无论是从犯罪主体是否唯一，还是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看，对于律师的差别对待都是不合理的。

其次，给予律师更重的处罚是差别对待的另一表现。一方面，从犯罪构成来看，第307条的成立条件明显高出第306条。一是第306条包括三种犯罪行为，而第307条没有包括“毁灭、伪造证据”；二是第306条规定只要“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即构成犯罪，而第307条则必须达到“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程度，而前者又是非常主观且随意性非常大的行为，实践中律师多是因此获罪；三是就帮助当事人伪造、毁灭证据而言，第306条中“情节严重”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而在第307条中“情节严重”是犯罪成立要件。答复认为“刑法对这两条分别加以规定主要是为了区分两罪的特点和界限，保证司法机关准确应用法律，打击犯罪”，恰恰说明立法者对没有必要进行差别对待的律师进行了差别对待且给予了律师更重的处罚。另一方面，第306条中律师“引诱”与司法人员“引诱”的法律后果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法理论上一般将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分为两种：逼供和诱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可见，我国只把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于司法人员的诱供行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证属实后只是对有关供述不予采信，并不认为是犯罪，第307条亦无诱供的规定。而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律师，在调查取证中的引诱行为则被定性为犯罪行为。

综上，对律师单独立法和给予更重的处罚的差别对待是没有合理理由的，构成了对律师的歧视。

（二）刑法第306条对律师的惩罚不符合比例原则

此外，除去刑法第306条本身是否合理不谈，仅从该法条所采用的惩罚手段与所欲达到的目的来看。宪政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关系应坚持的一项基本准则，泛指国家权力行使要妥当、必要、均衡、不过度、符合比例，不得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非法侵犯。它包括三项子原则：手段符合目的的妥当性原则、手段所造成的损害最小的必要性原则和手段对个人的损害与产出的社会利益相均衡的原则。而必要性原则更受到各国普遍重视。它要求立法者衡量立法手段和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所确认的侵犯手段能够达到立法目的的前提下，还应选择更为轻缓的措施。在刑法第306条中，从对证据的认定来看，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知，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材料在被采纳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以前，都是有待查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伪证最终“面临证据提交和审查环节。如果证据尚未提交就不涉及、不具有证据的法律形式外观，就不能成为最终意义上的证据”[20]。对此控方完全可以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质疑，从而将这一证据材料排除出证据范围。另外，证据分一般性证据和关键性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威胁、引诱证人也有情节轻重之分。针对律师的伪证情节的不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刑法是其他法律规范的保障法，不可越俎代庖。应当把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交由“律师协会”之类的行业自治组织来处理，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纳入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因此，不考虑定案的证据与证据材料、一般性证据与关键性证据的区别，无一例外地将所有伪证行为采用刑法规制，违反了必要性原则。

三、刑法第306条不利于保护律师和被追诉人的人权

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常委会


苏州市公路条例

（2007年6月21日苏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制定 2007年7月26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10年12月22日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1年1月21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的《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苏州市公路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路的建设与管理，促进公路事业发展，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江苏省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路的规划、建设、养护、经营、使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公路，包括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涵洞、公路渡口。

公路按照其在公路路网中的地位分为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按照技术等级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

第三条 市、县级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镇人民政府负责乡道、村道的建设和养护工作，县级市（区）公路管理机构负责乡道、村道的路政管理。

发展和改革、规划、国土、建设、公安、财政、环保、城管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负责公路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县级市（区）交通运输、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公路建设、养护单位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根据有关应急预案，建立相应的应急处置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处置设备。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市域公路网规划应当根据国道、省道规划和本地实际，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规划等行政管理部门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县道规划由县级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规划等行政管理部门编制，经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审定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乡道、村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编制，经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公路应当按照技术等级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国道、省道为一级以上公路，县道为二级以上公路，乡道为三级以上公路，村道为四级以上公路。现有公路达不到标准的，应当进行提级改造。

第七条 规划和新建村镇、开发区、厂矿、学校、集市贸易场所、住宅区等建筑群，其外缘与公路用地界外最小间距：国道、省道不少于二百米，县道不少于一百米，乡道、村道不少于五十米，并应当避免在公路两侧对应进行，防止造成公路街道化，保障公路运行安全与畅通。

规划和新建公路应当合理避让已建成的前款所列的建筑群。

规划、国土、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前两款规定办理建设项目的规划、土地使用和建设许可。

第八条 公路附属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新建、改建公路和公路大修时，与公路交通安全有关的公路附属设施应当与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所需经费纳入工程概算。

新建、改建公路应当按照规划同步建设固定式超限运输检查设施。

第九条 新建、改建的高速公路通车前，建设单位应当将上跨高速公路的与高速公路分离的桥梁，下穿高速公路的道路，收费站连接线等设施及时移交给原道路管理单位进行管理；未移交的，由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进行管理。

第十条 公路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度、招标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质量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公路建设项目未经交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交工验收合格试运营两年后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的，方可正式运营。

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公路路产路权等档案。公路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项目法人应当分别向档案管理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和接管养护单位移交有关档案资料。

第三章 公路养护

第十一条 市、县级市（区）公路管理机构负责辖区内国道、省道、县道的养护管理工作。国道、省道的养护资金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县道的养护资金由县级市（区）人民政府纳入财政预算。

镇公路养护管理机构实施辖区内乡道、村道的养护管理。养护资金由镇人民政府筹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助。

经营性收费公路的养护管理工作，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负责，并依法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公路养护作业逐步实行机械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运作。

公路中修、大修工程应当实行招标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和交竣工验收制度。

公路中修、大修工程，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制定施工作业方案，报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批准后，提前向社会公告，并按照批准的施工作业方案和《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进行作业。

第十三条 市、县级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公路养护的监督、检查。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公路养护考核标准，定期对公路的养护质量进行检查。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养护、巡查。

第十四条 公路抢修应当设置必要的交通标志、安全设施。因技术原因无法及时修复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协助公安机关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公安机关发现公路及公路附属设施损坏或者发生险情，危及交通安全，尚未设置警示标志的，应当及时采取安全措施，疏导交通，并通知公路管理机构。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和公路管理机构依法组织进行公路抢修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阻挠。

第十五条 公路管理机构、镇人民政府或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定期对公路桥梁进行检查。

交通运输、水务部门应当设置标志，保护跨水域的公路桥梁。

第十六条 经过市区和县级市城区的公路路段，需要按照城市道路改造和养护的，所需经费按照规定列入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经过市区的公路路段需要改划为城市道路的，经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移交市政公用等行政管理部门养护和管理；经过县级市城区的公路路段需要改划为城市道路的，经县级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县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移交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养护和管理。涉及国道、省道的，应当依法报经批准。

因公路改建或者改线，原有公路、桥梁不再使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移交所在地人民政府。

第十七条 公路绿化工作，由公路管理机构、镇人民政府或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组织实施。

公路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公路用地范围外两侧绿化纳入本地绿化计划，组织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并落实管理单位。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十八条 公路管理机构按照公路在路网中的地位分级行使路政管理职责。

不同等级的公路立体交叉或者平行的部分，按照等级高的公路进行路政管理。

高速公路主线、互通立交桥、匝道以及收费站区域的路政管理工作由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机构负责。

第十九条 公路建筑控制区按照以下规定划定：从公路两侧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没有边沟的，从公路坡脚线）外缘起，一级公路不少于二十米，二级公路不少于十五米，三级公路不少于十米，四级公路不少于五米。

公路弯道内侧以及平交道口建筑控制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满足行车视距或者改作立体交叉、设置辅道的要求。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公路规划确定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告知规划、国土、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规划、国土、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不再审批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项目。

公路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正在建设的公路实施路政管理。

第二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路竣工后五年内或者大修的公路竣工后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的，应当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公安机关同意。

经许可占用、挖掘公路的，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施工路段现场管理方案，设置施工标志和安全设施。占用、挖掘公路期满，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理场地。

经许可占用、挖掘公路的，应当按照省规定缴纳路产损失赔（补）偿费用。

第二十二条 设置平交道口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由具有公路专业设计、施工、养护资质的单位按照标准进行设计、建设。

增设平交道口应当严格控制。经许可增设的平交道口及安全附属设施建设，所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并由申请人负责管理和维护。

平交道口达不到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应当改造或者封闭。

第二十三条 设置公路标志和非公路标志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其所有权人或者维护管理人应当加强维护和管理，保证公路标志和非公路标志的安全、完好、清晰。

市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做好市域公路网的标志、标线规划。建设单位设置国道、省道、县道公路标志、标线的，应当征求市公路管理机构的意见；设置乡道、村道公路标志、标线的，应当征求县级市（区）公路管理机构的意见。

禁止擅自变更公路标志、标线。

禁止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附属设施、行道树设置非公路标志。

第二十四条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的各类管线及检查井（孔）等设施，应当符合公路管理的相关规定。因管线及检查井（孔）等设施质量、缺损、移位、下沉等影响公路通行安全的，所有权人应当及时补缺或者修复，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在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经许可设置的管线、电缆等设施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在公路建设、养护管理需要时，所有权人应当迁移或者加固。

第二十五条 在公路上设置或者调整公交站点，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公路管理的规定。

规划、建设县道、乡道、村道时，应当根据需要规划、建设公交站点。

第二十六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公路超限运输管理，采用固定或者流动检测方式对货运车辆进行超限检测，在检测时应当保证公路安全、畅通。

对未经许可超限运输的车辆，公路管理机构应当责令承运人自行卸载超限物品；拒不卸载的，公路管理机构可以组织代为卸载，所需费用由承运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禁止机动车辆在公路路肩上行驶。

禁止非施工车辆和人员进入封闭的公路施工现场和尚未开通的公路。

第二十八条 因交通事故造成公路路产损害的，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应当及时告知并协助公路管理机构对路产损害赔偿依法进行处理。

交通事故涉及经营性收费公路路产损害的，公路管理机构在勘查现场时应当通知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参与处理。

第二十九条 公路管理机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通过电台、网站、移动通信、可变情报板、可变限速标志、收费出入口告示牌等设施及时告示运行信息。

第五章 经营性收费公路管理

第三十条 设立经营性收费公路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性收费公路的行业管理和对车辆通行费的审计监督。

第三十一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逐步推行联网收费和不停车收费。遇有交通流量过大影响车辆通行的情形时，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提高车辆通行效率的措施，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交通管制措施进行疏导。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故意堵塞收费道口、强行冲卡、殴打收费公路管理人员，不得破坏、擅自移动收费公路设施或者从事其他扰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秩序的活动。

发生前款规定的扰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秩序行为时，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由公安机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及时予以处理。

第三十二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对丢失车辆通行费计费卡的车辆和从不停车收费车道通行的无电子标签的车辆，在其缴纳车辆通行费后予以放行；对里程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待交费收费站与路网内最远站点间收费里程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三十三条 收费公路的路政管理职责由公路管理机构依法行使。对申请占用、挖掘收费公路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征求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的意见。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建立、健全公路保护的巡查制度，发现损坏公路路产、侵害公路路权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公路管理机构报告。

第三十四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公路等级设置符合标准的公路附属设施，由公路管理机构监督实施。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收取的通行费中按照不低于百分之八的比例提取养护经费，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公路养护，确保在其公路经营期间公路好路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第三十五条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完善高速公路加油、汽车维修、餐饮住宿、商品供应等配套设施，提高高速公路综合服务能力。

第三十六条 除高速公路专用清障救援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拖拽故障车、事故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除故障车驾驶人员排除故障和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机构紧急救援外，其他单位和个人禁止在高速公路上从事经营性修车活动。

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机构发现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应当予以制止。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公路造成损害不能当场处理完毕的车辆，公路管理机构可以签发《责令车辆停驶通知书》，责令该车辆停驶并停放在指定场所。调查、处理完毕后，应当立即放行车辆，有关费用及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车辆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施工单位未设置施工标志和安全设施或者未及时清理场地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款规定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拆除，所需费用由设置者承担，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严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协助公安机关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并报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二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