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银发〔2012〕4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央结算公司、中国银联、上海清算所、支付清算协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结合“十二五”期间我国支付体系发展需要，人民银行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了《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组织贯彻执行。
人民银行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
支付体系是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不仅有利于密切各金融市场有机联系，改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支付服务需求，而且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坚定社会公众对货币及其转移机制的信心。本指导意见主要阐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支付体系发展的政策取向，明确支付体系建设的工作重点，引导支付服务市场的主体行为，是为促进我国支付体系建设、适应经济金融发展而发布的第一个支付体系中期发展指导性文件，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
一、发展现状
（一）支付体系建设成就。
近年来，我国支付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支付体系服务主体多元化发展，形成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组织格局。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体系不断完善，金融账户实名制稳步落实。非现金支付工具广泛应用，形成以票据和银行卡为主体，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电子支付为补充的工具系列。支付清算结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成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为骨干，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主体，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外汇结算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系统架构。支付体系监督管理机制初步形成，建立了支付清算结算法律法规制度框架，确立了“安全”和“高效”并重的监管目标，明确了监管范围和监管手段，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广度不断拓展，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投资有序开展，跨境人民币清算渠道初步形成。
（二）支付体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支付体系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未来一段时期，支付体系建设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交易活动日益频繁，支付服务需求旺盛。金融改革深入推进，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外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国际社会愈加关注利用支付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积极制定和出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国际标准和准则。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强化了监督管理支付系统、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必要性。这些因素一方面对我国支付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支付体系加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
同时，我国支付清算结算法规制度亟待更新完善、支付系统与证券和外汇结算系统需进一步协调发展、城乡支付服务环境发展不平衡、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支付体系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支付体系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支付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化、差异化和个性化，推动各种业务不断创新；支付工具电子化趋势明显，电子商业汇票应用方兴未艾，银行卡普及率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预付卡、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发展迅猛；支付服务市场竞争激烈，支付机构参与支付服务市场丰富了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基础的支付服务主体格局；现代信息技术在支付领域广泛应用，支付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支付结算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深，支付体系复杂性增强，支付体系监管面临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支付体系建设，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化挑战为机遇，是当前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和实现支付体系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为宗旨，全面推动支付体系的科学发展，鼓励创新，防范支付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循序渐进，统筹兼顾。坚持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与法规制度建设同步推进，促进支付系统与外汇结算系统、证券结算系统协调发展。坚持支付体系建设的统筹规划和循序渐进，逐步缩小城乡支付服务环境差距，推动境内支付与跨境支付统筹发展，实现支付体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推动相结合。全面发挥市场机制在支付体系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优化支付服务市场安排，促进行业自律，优化市场秩序，鼓励公平竞争，满足社会多样化支付服务需求。充分重视政府在加快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非现金支付工具发展、推进支付产业信息标准制定、强化支付体系监督管理中的推动作用，依法发展、依法监管。
——坚持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积极支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各类业务创新。有效开展支付体系监督管理，引导支付服务市场规范发展，防范支付风险，促进支付服务环境不断优化。
（三）主要目标。
进一步完善以服务社会公众为宗旨，以满足支付需求为导向，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以及各类清算组织、外汇结算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支付体系服务主体多元化格局。建立健全有利于规范管理和风险防范、促进市场竞争和金融创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支付清算结算法律法规与监督管理体系。完善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为中枢，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外汇结算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及其他零售支付系统并存的现代支付清算结算网络体系。完善以票据和银行卡为主体，以电子支付方式为发展方向，适应多种经济活动需要的支付工具体系。进一步健全以金融账户实名制度为基础，以不断优化的金融账户管理手段为支撑的金融账户管理体系。研究支付交易信息标准，促进支付清算结算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为加强支付体系监管提供基础支撑。结合农村地区不同支付服务需求，创新和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引导因地制宜地布设各类配套设施，全面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积极开展支付体系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主要任务
（一）健全支付体系法律法规制度，夯实支付体系发展的法律基础。
研究制定支付系统管理法规制度。完善支付系统规则设计，明确支付指令、结算最终性和轧差安排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做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提升支付系统管理制度的法律层次，研究拟订《支付系统监管条例》、《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制定重要支付系统判断标准，提高重要支付系统监管透明度，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系统参与者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非现金支付工具法规制度。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修订工作，明确电子票据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推动出台《银行卡条例》，做好《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的制定实施工作。制定与完善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业务管理办法。整合完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制度，统一规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完善外汇结算法规制度。明确外汇交易集中清算的法律地位，确保外汇交易的结算最终性，保障清算机构对担保品优先受偿权。理顺外汇交易、清算、结算机构及市场参与者的法律关系，明确各主体间市场协议的法律地位，保障各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交易、清算、结算过程之间的信息互通与共享。
完善债券交易结算法规制度。推动债券电子簿记法规建设，保障电子化证券的法律权利。研究明确债券结算机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处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的衔接，落实保障证券结算优先原则，确保结算最终性。
完善支付清算结算服务收费定价机制。根据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水平，不断完善支付清算结算服务收费定价机制，推动支付服务市场化、规范化发展，倡导风险、成本与收益相匹配的定价策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协调推动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服务优惠支持政策出台，有效降低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成本。
（二）扎实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高效的资金、证券结算系统网络。
完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整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建成功能更完善、架构更合理、管理更先进的第二代支付系统，合理规划和部署现有应用系统迁移工作。推进支付体系灾备体系建设，提高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的基础性功能。积极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在零售支付系统建设中发挥作用，推动零售支付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优化，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安全、便捷、低成本的支付服务。鼓励提供灵活多样的系统接入方式，广泛支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使用各类支付清算系统，推进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建设。
提升外汇结算系统功能。研究推动外汇结算系统与境内外支付系统的衔接应用，提高外汇结算效率。进一步丰富外汇结算系统功能，支持外汇业务创新，努力推进外汇交易同步收付（PVP）的实施，有效防范外汇结算风险。
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多币种证券清算结算及跨境交易的清算结算，推动实现债券市场净额结算。研究推动债券结算系统功能优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不断满足新业务、新产品的结算需求。提高利用中央银行货币进行证券资金结算的比重，发挥支付系统与证券结算系统联合运行的优势。
协调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的发展。完善各系统的准入、退出标准，研究各系统之间互联互通标准，实现各系统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在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支持作用。完善各系统的危机处置预案和应急计划，健全各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评估机制和考核机制，切实提高各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稳步提升各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协调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之间的结算过程，有效防范跨系统风险。
（三）鼓励非现金支付工具发展创新，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普及应用。
继续推动票据业务创新。支持和推动票据影像业务和电子票据的发展，降低票据处理成本、提高票据支付效率，保障票据支付安全。充分发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效能，研究引入电子票据新品种，推动票据市场统一化、电子化进程。提升纸质票据防伪技术及核验水平，确保票据使用安全。
大力支持银行卡产业发展。规范银行卡发行。继续扩大银行卡受理范围，不断改善受理环境，全面促进银行卡应用，提高支农、惠农卡普及率。规范收单市场秩序，强化特约商户和受理终端管理。推动金融IC卡（金融集成电路卡）与公共服务应用的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银行卡业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完善银行卡业务发展量化考核机制。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完善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加大打击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
推动新兴电子支付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电子支付业务规则和风险控制措施，加强电子支付标准建设，鼓励新兴电子支付业务发展。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电子支付管理，规范支付机构电子支付平台的发展。强化对支付机构的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要求，保障客户资金安全，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
积极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普及推广。加大支付结算知识宣传普及力度，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非现金支付工具配套设施布放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网络通信设施，推动切合农村实际的电子支付工具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和普及。鼓励和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在国家粮食、农副产品收购以及果蔬、农业生产资料等各类专业市场的广泛应用。
（四）优化账户服务和管理，增强社会诚信意识。
推进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加强落实账户实名制监督检查，探索建立落实账户实名制长效机制。加强身份识别手段，提高身份识别有效性，完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功能，探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健全联网核查疑义信息反馈核实及争议处理机制。
改进银行账户管理体系。研究拟订《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条例》。研究完善金融账户账号编码规则，建设全国集中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不断完善银行账户司法、税务、审计等有权部门查询、冻结、扣划制度，依法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地区银行账户的普及率，在依法合规、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开户手续，促进农村地区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为非现金支付结算业务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五）加强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维护支付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明确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的重点。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的职能及相关金融行业监管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的法定监管作用，加强对支撑金融市场运行的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等的监督管理。及时完整地获取金融市场的交易和风险敞口信息，加强监控同一金融机构作为多个系统参与者时所承受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尽早发现、预警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切实维护支付体系的安全、高效与稳定运行。
强化支付体系监督管理措施。合理设计支付体系统计监测指标，进一步完善支付信息采集、汇总、分析手段。参照《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证券结算系统建议》等国际标准，适时开展各类支付清算结算基础设施的评估工作。
完善支付体系监管机制。建立健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有效形成监管合力。切实推动支付清算行业自律管理，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的竞争秩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监督管理水平。加强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提高支付体系监管透明度。
健全支付机构监管机制。落实《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配套措施，明确支付机构从事网络支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等支付服务的资质和要求，引导督促支付机构规范发展。建立健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司治理、自我约束”的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监管体系，有效防范支付风险，切实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的稳定运行。
（六）加强支付体系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支付结算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支付清算结算国际和区域性合作组织，研究国际国内支付体系标准衔接机制，在支付结算国际规则与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统筹研究跨境人民币业务处理系统建设以及跨境债券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为跨境经贸往来和金融中介活动提供更加可靠的清算结算安排。研究加强跨境人民币支付信息安全管理，确保我国金融信息安全。
推进支付服务市场对外开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国际结算业务，在风险可控和经济可行的前提下，推动业务、机构不断向境外延伸。畅通人民币跨境支付渠道，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推动境内及跨境外币支付系统协调发展，提高外币支付效率。
四、组织实施
（一）明确实施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加强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组织领导，牵头制定各项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方案，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建立指导意见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制度，强化对指导意见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
（二）加强统筹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切实履行职责，加强指导意见实施的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加强沟通，建立健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合作机制、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金融业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作用，加强监测和评估，维护支付体系的稳定，共同确保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在城市和农村广泛宣传支付结算知识，培育社会公众的现代支付理念。切实加强对支付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社会公众防范支付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大力宣传国家支付体系建设的政策导向和重要意义，为指导意见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管理办法
浙政令〔2010〕281号
《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居住房屋出租管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居住房屋，是指出租后用作或者兼用作居住的房屋。旅馆业客房、廉租房、公共租赁房屋除外。
本办法所称的居住房屋出租登记，是指按本办法规定报送、记录、管理居住房屋租赁当事人相关信息的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管理工作的领导和综合协调，保障工作所需经费和人员，促进人口管理信息化建设以及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利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相关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以下简称公安机关）主管居住房屋出租登记工作；根据需要，可以依法委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服务管理机构）从事登记服务等具体事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口和计划生育、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房产中介服务机构、物业服务企业和有关用人单位等，应当协助做好居住房屋出租登记工作。
第二章 登记管理
第六条 出租人应当自居住房屋出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报送下列信息：
（一）出租人的姓名（名称）、公民身份号码、工作单位、联系方式，承租人（包括其他实际租住人员，下同）的姓名（名称）、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以及性别、民族、户籍地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
（二）居住房屋的地址、租期、使用功能等基本情况。
承租人为流动人口的，出租人应当按照《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的规定报送或者告知流动人口信息。
出租人与承租人终止居住房屋租赁关系的，出租人应当自居住房屋租赁关系终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报送承租人的名单。
第七条 出租人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向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报送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信息：
（一）通过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开通的传真、网络等渠道报送；
（二）向居住房屋所在地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报送相关信息，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向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转报；
（三）由为出租人介绍居住房屋出租的房产中介服务机构向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转报；
（四）到公安派出所或者服务管理机构的基层工作组织申报。
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上门办理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的，出租人、承租人应当予以配合，主动出示身份证件，如实申报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相关信息。
第八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出租人报送的信息在3个工作日内转报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
房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在其介绍出租居住房屋的业务完成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居住房屋租赁当事人的相关信息及居住房屋的基本情况报送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也可以报送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第九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出租人和房产中介服务机构报送的信息及时转报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帮助和督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展前款规定的工作。
第十条 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在其网站和办理点向社会公示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的内容、依据、所需材料和办理流程等，提供登记表及填写样本，为居住房屋租赁当事人提供便捷服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公布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指导和规范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为居住房屋租赁当事人提供服务，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应当通过发放资料、与出租人签订治安责任书等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和相关责任，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全面、及时、准确采集居住房屋租赁动态信息。
上门办理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的管理人员应当出示证件，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或者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居住房屋出租登记信息的管理，建立健全保密制度，制止违法使用登记信息的行为。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机构、组织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活动中产生的人口基础信息，应当按照人口管理信息化建设要求，整合纳入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人口基础信息的动态管理和共享利用，提高社会服务管理效能。
第三章 当事人义务
第十五条 出租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出租的居住房屋应当具备基本居住功能并符合建筑、消防等安全要求；
（二）核对承租人的身份证件，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及时报送相关信息。承租人是流动人口的，应当告知其按规定及时办理居住登记、领取居住证等。承租人是境外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三）指导承租人安全使用电气、燃气等设施；
（四）向承租人宣传物业管理规定，对乱扔垃圾、噪声扰民等不良行为应当劝止，督促其改正；
（五）合理控制同一套（间）居住房屋内的承租人数，避免和减少消防、治安等方面的安全隐患以及对邻里生活造成妨害；
（六）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机构、组织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发现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人应当采取和落实相应的防范措施，切实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具体管理要求由省公安机关另行制定：
（一）出租人向众多承租人出租居住房屋的；
（二）多户承租人合租同一套（间）居住房屋的；
（三）向短暂居住者出租居住房屋的；
（四）安全隐患较大、应当从严管理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出租人可以委托房产中介服务机构等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事务。
出租人不能切实履行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义务的，应当委托房产中介服务机构等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管理。
房产中介服务机构等单位或者个人接受出租人委托的，应当在其受委托范围内履行出租人的规定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被委托人基本信息及委托内容由出租人在办理居住房屋出租登记时报送。
第十七条 承租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不得擅自改变居住房屋的结构和使用功能，不得违规使用电气、燃气设施，发现居住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消除或者通知出租人消除；
（二）承租人是流动人口的，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居住登记、领取居住证等。承租人是境外人员的，按照规定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保持卫生、文明的居住环境，不得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四）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机构、组织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发现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五）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相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出租人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未按时报送居住房屋出租登记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信息的，按照《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物业服务企业、房产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未按时报送或者转报相关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未报送或者告知人数每人100元的数额处以罚款，但总额最高不得超过2000元；未按时报送或者转报流动人口信息的，按照《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出租人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出租的居住房屋经依法鉴定不符合建筑安全要求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出租的居住房屋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按照《浙江省消防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出租人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履行相关义务也不委托管理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服务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依法办理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的；
（二）在履行公务中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违法使用居住房屋出租登记信息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关注人民陪审员制度
（吉林大学经济信息学院2002级法学四班 吕晓丽）
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结束了长期以来我国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规定的不集中、不统一散存诸法的状况。立法的目的在于使这一体现司法公正与民主的制度在中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
《决定》虽然只有20个条文，但针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产生程序、参与审判案件的范围以及陪审员的权利和物质保障方面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较之过去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中的规定有明显长足的发展，赋予了这项制度以新的生命力。这项制度的实施意味着从不同行业中将会产生数万名的人民陪审员持红色的证书，走进一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庭，作为合议庭的一名成员，对当事人之间、被告人的罪与罚以及当事人与政府之间的纠纷进行司法裁判，监督法官执法的公正性。
几度浮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决定》出台后又一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中国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品，希图在借鉴国外相关陪审制度的同时，能够巧妙的平衡。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式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一度沦为摆设，使这个散发着浓厚公正与民主气息的司法制度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郑成良教授在给我们作的一次报告中曾说：“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笔者认为他的这种说法虽然过于消极，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观点看法，同时也说明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国的实施中的确存在着种种弊端。朱力宇教授也举了一个实例来描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他说在实践中，一些法院的清洁工同时也担任本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当然不是鄙视清洁工没有资格去当人民陪审员，令人遗憾的是在合议庭上，这些“陪审员”除了给法官倒茶送水外，一言不发，真正做了一次名副其实的“陪审”。
在过去散存的规定当中，对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仅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规定了“年满23周岁的中国公民”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这两个简单条件，无疑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留下了太大的空间。新出台的《决定》针对这一现状在第四条中明确提出了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的五个必备条件，这就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23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以及一般应当具有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等。俗话说：“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人民陪审员除了不得担任审判长之外，与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利，因此在陪审员的选任上，法院应该严格按照《决定》的要求，而不能仅仅是为了凑数，敷衍了之，否则不仅会使司法的权威与形象遭到严重破坏，也会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最终走上南辕北辙的道路，使该制度“名存实亡”的趋势更加恶化。除此之外在实践中陪审员与法官还难以形成制约关系，虽然陪审员有着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从而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权威服从心理，在表决时总是服从职业法官的意志，这样，陪审员的作用无从发挥，产生了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独立的表决权，也就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名存实亡。这些诸多问题曾引起了废除论与完善论之争。
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在困境中摸索，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困窘与陪审团审判在美国人心中的尊贵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我们不能因为该制度没有操作好就因噎废食，止步不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定位为基础，做出自己的选择。一项制度是否需要完善，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能否得到完善，是关系到这项制度是否有完善的条件和环境的问题。从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弘扬司法民主的制度，是一个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是一个保证司法廉洁、抑制司法腐败的制度。但即使是一项完美的制度，也是通过人来实施的。正如一辆价值很高的名贵轿车，让驾驶技术熟练的人和没有驾车技术的人同时操作，得到的效果价值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实施的不好，现在就应该究根寻源，汲取教训，而不能丧失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信心。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来看，陪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源自对司法民主的追求以及对专制和司法擅断的反抗，陪审制度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是对司法民主的反映和体现。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一项司法制度，旨在保障人民民主参与司法活动的权利。追求民主与公正的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这绝不是一种制度“作秀”。曾听过一篇报道，某法院审理一起刑事案件，休庭后2个小时就宣读了长达几万字的刑事判决书。在判决结束后，审判长被几个外国记者团团围住，要他介绍中国判决如此效率的经验。如此尴尬的背后反映出多少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司法腐败一词进入政治家的话语系统开始，司法正日渐遭遇信任危机，本应该是最崇高与神圣的职业却成为社会转型期遭诟病颇多的领域，如何缔造一个能够最终妥善解决社会争端、实现社会正义的廉洁的司法系统便成为沟通社会各界的共同话题，人民陪审员制度正是缓解民众对司法不公的不满，发动群众监督法官的现实选择。民主化要求遏制司法专横和司法权力滥用，更要求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相关条件。
首先，该制度已经得到了权力机关的大力支持。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五年计划纲要》，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具体目标；200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提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最高院院长肖扬就此向人大常委会作了说明；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8月28日通过了《草案》，并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决定》的出台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又注入了新鲜血液而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视，在法律上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其次，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公众普遍呼吁和支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完善该制度以制约司法领域中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从而维护司法公正。
再次，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较大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国家审判工作的费用的到了基本保障，这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提供了物质保障。
最后，人民陪审员的素质将会得到提高。《决定》作出了配套的人民陪审员的资格、产生方式、权利义务等制度性规定。那些在法院“打水扫地”做勤杂工，开庭走过场的现象将会杜绝。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结论，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在中国继续实施之必要。从实际来看，人民陪审员制度要真正摆脱现状，真正实现司法民主与公正的价值，这在中国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制度的顺利进行脱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内在支撑，同时亦需有深厚的民情积淀，需要发达而优良的“软件系统”。人民陪审员制度需要各级人民法院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理解，这样才能扬长避短，真正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