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道“宰客”也是抢

[案情]2003年5月28日,在大同矿务局打工的三个河北民工租乘被告人王某和李某的出租车回家乡望都县收割小麦，双方讲好租车费500元，出发时预付100元用来加油。当车驶出大同，进入怀仁县境内时，王、李二人停车加水。王提议“要挣大钱”，“跟他们每人要500元，不给就硬要”，李遂表示同意。当车行至盘山公路上时，坐在后坐的李某开始向三民工索要“油钱”、“车费”，并以“不给钱（车就）不走”相威胁，前边的王某一边驾车一边帮腔，“打呀骂的”，三民工无奈，分别各自掏出一些钱交给被告人李某，共计1500元。李还扬言“一会儿搜身，（从谁身上）搜出（钱），（就将谁）扔沟里去”。车行至邻县白石口检查站时，停车接受检查，三民工不顾二被告人的阻止，强行下车报警，言称被抢，同时夺回了被要走的钱款。王、李二人被交警抓获。
[意见]在本案的处理上，产生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强迫交易罪。刑法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论处。故强迫交易罪是情节犯，而本案二被告人采取语言威胁的手段，迫使三民工接受其客运服务，促使不平等交易目的的实现，以超出原价两倍的价格强迫受害人付款，差额太大，属情节严重情形，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王、李二被告人主观上报着一种要“挣大钱，必须心要恨”的心态，寻找借口，以语言相威胁，给三民工造成心理恐惧，致使其害怕受到其他伤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交出原价数倍的“车费”，实质上是敲诈，二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三民工的财产所有权，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定抢劫罪。二被告人有着明确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在此动机下产生抢劫乘客的犯意，并实施了语言威胁的行为，而且利用特定的危险环境，对受害人进行精神强制，迫使其就犯，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评析]笔者认为，虽然二被告人的行为似乎构成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但仔细分析起来，对该二被告人最终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处下：
（1）、本案二被告人在三民工向其租车时，即已将目的地、价款等谈妥，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客运合同成立并生效。尽管作案时合同已进入履行阶段，与合同的订立一样，同样仍然处在服务交易之中。因此，从二被告犯意的产生到实施威胁行为均在交易中发生，且被告人又从事的是合法的旅客营运业务，专门提供客运服务，并非像那种平常并不经营客运业务而却强迫三民工临时有偿搭车的行为一样，故符合强迫交易罪的客观要件。被告人是专营出租车业务的经营者，对市场行情是明知的，对路途远近以及车费计算不会出现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且客观上也不存在市场行情与原定应收车费有差距的情形，故其强行索要巨额车费，符合强迫交易中情节严重的要求。二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践踏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愿公平交易的原则，扰乱了市场秩序，同时也侵犯了三民工的财产权利，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
（2）、但二被告人毫无理由地强行索要几倍于原定价格的“车费”，且密谋策划时，即约定“要挣大钱”、“不给就硬要”，反映了其贪利动机和非法掠夺他人财物的目的，一切借口只不过是占有他人财物的幌子，在自己的合同义务未予全部履行前，便威胁三民工预付巨额“车费”，并且当即支付。这一切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似乎给人一种强迫交易的影响，实际上已超出交易的范畴。本来双方约定到达目的地再给付余款400元，但二被告人为“挣大钱”，在半途中发难，从其选择作案的这一时间段上来分析，显然与到达目的地后再威胁三受害人支付数倍的车费之情形炯然不同。其见财起意，敲诈勒索的特征表现得要更大一些，更明显。而且此时，其目的已不再是促使交易的实观，而是进一步转化成赤裸裸的敲诈。再从其作案的空间上来分析，在野外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内，似乎也跟一般生活观念上的交易市场相距甚远，其正在市场中交易的这一概念已从心理意识层面淡出，因此，被告人此时的心态已不再是对市场交易秩序的藐视和挑战，而是纯粹的借机打劫他人钱财。故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已不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及公私财物，而是纯粹的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另外，二被告人只实施了语言威胁，未对三民工实施暴力侵害，仅有程度较轻的推拉扯拽，三民工的人身权利未受侵犯，从这一点上看，二被告人的行为也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
（3）、被告人王某、李某当面威胁三民工，并且扬言当场要实施所要威胁的内容，即“扔到（山沟）里（喂狼）”，三被害人自感无回旋余地，被迫当场交出财物，具备了抢劫的两个“当场”性特征。虽然，二被告人未侵害三民工的人身权利，只进行语言威胁，有意识地施加了精神压力，而威胁不仅仅是抢劫的特征，而且也是敲诈勒索的特征，似乎属敲诈勒索行为，但在行驶中的出租车这一特定的空间内，又是在异乡，人生地不熟，而且行进中的车辆在客观上也变相地限制了乘客一定的人身自由，无法得到外援，几及于“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之境地，尽管二被告人未实施暴力，只进行了语言威胁，夹之以程度很轻的推拉扯拽，但在三民工心理上造成的恐惧感、不安感却由于这一特殊的处境而被成倍地放大，此时的一推一扯尽管并不会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甚至连一个钮扣也不会掉落，但却在受害人精神上会造成了巨大的强制效力，其心理感受与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在熟悉的开放的环境下相差甚远。从这一点看，虽未使用暴力，但给三民工心理上造成压力之大不亚于对其人身进行直接的暴力伤害，从而直接使之失去反抗能力。山高路险，沟壑纵横，行车当中，如反抗则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跌入万丈深沟；如不反抗则至少人身安全得以保全。事已至此，“身不由己”，屈服其淫威，违心地将血汗钱拱手相让，无疑是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这种语言的威胁已足以抑制三受害人的反抗。二被告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已远远超过敲诈勒索行为，已超越了敲诈勒索所能评价的范畴。试想，如不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惩，谁还敢再乘坐出租车，当大家都对满大街的出租车敬而远之的话，这个行业乃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将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这么大的法益难道不应该受到更加强力的刑法保护吗？
（4）本案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既具有强迫交易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特征，界线并不是很明显，不易区分。对于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这两个罪名来说，前文已述及，考虑到二被告人选择的作案时间，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表现得更明显一点，但根据省高院2002年度刑事工作会议的精神，敲诈勒索罪的数额较大暂定为1500元，而本案二被告人向三民工强行索要了1500元，扣减400元合理的租车费，应以1100元计算犯罪数额，如此，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当然如情节严重还是可以构成该罪的），故该罪可以排除，不再讨论。至于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二者之间，由于被告人作案时利用了特殊的时空条件，出租车又属于公共交通工具，行进途中作案极有可能造成乘坐者人身、财产损失，甚至造成对过往车辆和路人的损害，危及公共安全，因而其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以抢劫论处，才可罚当其罪。这如同携带凶器抢夺一样，虽然是抢夺，但一旦“携带凶器”这一因素介入，性质马上发生变化，即转化为抢劫（刑法267条二款）。最高人民法院[1993]法发2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合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一）项规定“……凡在列车内，对旅客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如以语言威胁、暴露或者暗示以凶器或者依仗人多势众，对被害人施加精神压力等，强拿旅客财物或以‘借钱借物’为名索取财物的，以及对旅客实行强买强卖，侵犯旅客财产权益的，均应以抢劫论处。”故对本案二被告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也正体观了这一精神。此外，从想象竞合犯这一角度分析，即使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时均符合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犯罪构成，但择一重处的结果，仍应以抢劫罪处罚。
（5）也许有人会想，以抢劫论，起刑点就是三年有期徒刑，是否处罚太重？二被告人所抢的钱款数额仅一千余元，又被三民工夺回，未造成财产损失。毕竟被告人也提供了客运服务，实践中此类“宰客”行为又并不鲜见。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客观归罪的报应主义思维。“宰客”本是民事范畴的概念，是民事行为，“宰客”具有引诱、欺诈的成份，但起码建立在一个自愿交易的基础上，只不过利用了消费者处于一种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弱势地位。而本案是犯罪行为，受害人在被告人的威胁下，已丧失了自主意识，双方之间已失去了一种交易的平台和现实基础，二被告人的行为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且利用了特定的危险环境，性质恶劣，其行为已超越了强迫交易罪甚至敲诈勒索罪所能评价的范围，故以抢劫罪论处是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另外，本案的小型出租汽车不属于刑法第263条（二）项的“公共交通工具”，依法只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不会处罚太重。

朔州市中级法院 张向阳



一、《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范围的相关规定
我国的 《国家赔偿法 》于第二章第一节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行政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了对人身权的损害赔偿和财产权的损害赔偿, 还包括了行政赔偿的免责事由。第一，侵犯人身权的赔偿范围对人身权的侵害, 包括对人身自由权的侵害和对生命健康权的侵害。第二，侵犯财产权的赔偿范围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 4条之规定,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 有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等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 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我国《国家赔偿法 》第 5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检查饭店时吃喝行为, 应视为个人行为；②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③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如不可抗力。

二、《国家赔偿法》 在行政赔偿的范围设定上存在的缺陷

第一,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单一。《国家赔偿法 》把“违法”作为单一的归责原则, 而此处所指的“违法”, 实际上多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违法标准来理解和适用的, 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违法”所应具有的丰富含义, 不能完全包含引起损害和应当赔偿损害的全部情形。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获得赔偿的权利。赔偿制度的本质和核心应当在于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 对其的损失进行负担或弥补, 而不是对造成损失的行为或原因来进行评价。要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 就必须要修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这是首要的问题。

第二,《国家赔偿法》 所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范围较窄, 在法条中只规定了九个方面。当前《国家赔偿法》所规定九种情况以外的行政执法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 行政相对人缺乏获得国家赔偿的法律依据。对于财产损失, 现有立法规定, 在原则上只赔偿直接损失, 对于间接利益一概不赔。这种规定和 《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国家侵权自应由国家赔偿, 不能将负担加在受害人身上。对于人身损失, 依照现有规定, 违法行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权, 只赔偿物质性损失, 而不赔偿精神损害。从而产生了两种不良的后果: 1.行政相对人认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完全的维护, 可能对法律的作用产生怀疑； 2.对于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国家机关, 由于赔偿金额过小, 没有经济上的震慑作用。

三、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完善

( 一) 改变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确立方式。

我国《国家赔偿法》之所以采取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方式, 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家赔偿制度处于初创阶段, 明确列举赔偿事项, 便于实际操作, 而且有利于减少财政负担。但是行政赔偿的内容主要是违法行政, 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法律不可能对其进行逐一的列举, 而且这种方式也不利于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情况相适应。因此, 这种立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狭窄。因此可以改用概括式为原则、兼有列举式的模式。以概括式为原则, 能把所有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都纳入到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 同时也使国家赔偿制度保持了相当的弹性, 更好地规范范围不断扩大的行政赔偿活动。对于确实需要排除的事项或行为, 再用列举式进一步排除。凡未被列举排除的, 国家一律给予赔偿, 使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成为一个法律上的原则, 排除责任只是国家不承担责任的一种例外, 以便更好的促进行政部门依法行政。

( 二) 扩大行政赔偿侵权行为的范围。

1、将一些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赔偿范围。我国《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 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造成侵害才能要求行政赔偿。但事实上, 这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与具体行政行为并无多少区别。如果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赔偿诉讼之外, 就可能出现行政机关借此规避法律, 采用抽象行政行为实施违法行为的现象。另外, 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就是具体行政行为能产生直接的利益后果, 但并非所有影响公民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必然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来实施。例如行政机关发布一项禁止某些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规定, 自发布生效之时就可以造成相对人某种利益的损害, 而不必通过具体行为实施。如果不允许相对人对抽象行为提起赔偿诉讼, 必然会放纵行政机关在这方面的违法行为。最后, 各国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赔偿的诉讼规定。因此, 抽象行政行为也应纳入到行政赔偿范围之内。

2、对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纳入到行政赔偿范围。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指法律仅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幅度和范围,行政机关在此幅度和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而实施的行政行为。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规定行政赔偿范围时仅考虑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而将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排除于行政赔偿的范围。作为合法行政的重要补充, 理性而适度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体现的是合理行政。但由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执法水平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 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现象不断涌现, 如果对这些侵权行为不给子追究, 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的行政相对方不予赔偿, 无疑会违背 “ 有权利必有救济, 有损害必有赔偿 ”的现代法治原则。因此, 面对实践中大量涌现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侵权赔偿案件在处理上显得无所适从的情况, 将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并进行周密的制度安排就显得不仅必要而且必然。

总之, 由于赔偿范围过窄, 导致相对人其他许多合法权益被侵害而得不到保护。因此, 扩展行政赔偿范围, 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利,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并实现更远大的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 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3、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损害也应纳入到行政赔偿的范围。首先, 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与管理属于公共事物, 其作用是服务、便利于广大民众。公有公共设施属于国有财产, 其管理是由国家授权委托的, 其有关事务理应属于国家职责范围。因此, 这种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 理应由带有公法性质的国家赔偿法调整, 而不该由私法性质的民事法律进行调整。其次, 设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设施, 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将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缺陷而造成的损害纳入国家赔偿, 有利于促进国家行政机关增强责任心, 不因行政赔偿与己无关而怠于行使行政职权。最后, 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缺陷造成的损害, 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而造成的, 因此国家最低限度也应该将这部分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之中。

4、将间接损害纳入赔偿范围。所谓间接损害是与直接损害相对应的, 不是实际已经受到的损害, 而是指可以预期得到的利益的损失。我国《国家赔偿法》 把间接的人身与财产损害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即对于财产损害的赔偿只限于直接损失, 不包括间接损失。这无非是出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在当时来看, 那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实际之中, 有时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的间接损害比直接损害要大得多。例如一个不当或违法的行政处罚往往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 很可能造成企业合同的延误或中断,导致停产停业甚至可能是破产倒闭, 损失可能是几十万, 上百万, 甚至是上千万。因此, 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作为处于强势管理地位的国家行政机关, 对于自身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损失, 理应给予赔偿。

5、对精神损害也应当予以适当的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主体因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损害而要求侵害者进行赔偿的一种法律责任。这种损害既包括精神痛苦, 也包括精神利益受损。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造成受害人名誉、荣誉权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在国家赔偿领域并没有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内容。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法制观念不断增强, 在越来越多损害赔偿案件中提出了精神赔偿的主张,并且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越来越多的考虑到了用物质赔偿来抚慰受害人精神的创伤。2001 年 3 月 10 日,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就赔偿主体、客体、数量确定因素、抚慰金支付方式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事赔偿方面已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我国《国家赔偿法》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 不法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仅仅规定了对直接的财产损失给予赔偿, 而对侵害名誉权、荣誉权等引起的精神损害, 仅要求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而未规定物质赔偿, 这是与理不合的。因此, 确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才是对人权的完整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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