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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我国证据模式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如何继承法律传统与接受法律移植。我国在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中已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努力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经验来创建我们的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选择的基本方向。将外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律进行改造,使之适合我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失为节约成本的经济方法。就证据立法而言,英美法系的单独立法模式,提升了证据法的价值地位,但是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即使证据单独立法,它的制定法产生的形式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的法律形式有着重大的不同。英美国家以归纳式的判例汇编的方式构建证据法,并以证据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纳入诉讼法中,突出了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诉讼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从法典体例的严谨性和简洁性看,大陆法的立法体系与我国相吻合。然而大陆法的证据立法形式由于要照顾到整个法典的结构体例,也对证据法内容缺乏精细系统化的规定,一些证据的内容散见于不同的章节之中,故而也存在着不足。因此我国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对法律传统的承继与如何借鉴和移植外国法律的问题,应当考虑外国法律移植的程度和环境限制。
　　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由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基本原则、证据概念、证据制度、证据程序及证据规则组成。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即：单行证据立法模式、证据间接和模式、以及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单行证据立法模式。从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看采用单行模式进行
　　证据立法并无不可，但从立法成本方面分析单行立法模式不可取。一是由于证据种类和诉讼类型的不同而必定使单行立法在数量上过多成本过高；二是证据法的基本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制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因而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单行证据法必定需要较长的周期。如果按证据种类或某一种证据的某个方面作为单行立法的内容那么,普遍适用于证据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又该如何立规定。就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协调性而言，单行立法模式也不能解决证据法与诉讼法、有关实体法之间相互交织的问题。如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作出逮捕、起诉、不起诉等决定都需要运用证据。这些规定是诉讼法的典型内容是无论如何都不应纳入证据法中进行规定的。从法律稳定性角度看，单行立法模式虽然有“急用先立”从而逐步完善证据法的优势。但若依此方案操作，不断的出台一部单行证据法，对于整个证据法体系的稳定性并不利。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后制定的单行法可能会与先前制定的单行法冲突，因而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单行法，则稳定性就更无保障可言。
　　证据间结合模式。依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采用证据间结合的立法模式并无不妥，但与单行模式一样证据间分别结合模式即按诉讼性质分别制定相应证据法的模式。因法律数量较多，也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制定统一证据法的代价则比较低。从法律协调性方面分析，分别结合模式不可避免地要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界分证据法的范围，尤其是与诉讼法的协调问题，不易解决；而且还存在不同类型的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并行互补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统一证据法在其内部体系的协调上相对容易些，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不同诉讼性质的证据法内容之间仍然有个并行、互补问题。如与诉讼法的范围划分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哪些内容由统一证据法规定最好，哪些由诉讼法规定为佳，不是很好处理。分别结合模式由于立法的数量较多，相应的修改次数也会较多，因而在稳定性方面并不理想。相对而言统一证据法在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倒不很突出。但是，证据法属于程序法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实施过程与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适应形势发展而对司法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必须通过同时对证据法、诉讼法等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才能实现这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而且因分别修改的次数之和较大而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分离的法制文明之下，虽有将证据法的有关内容规定在实体法中立法例，但并非是证据法立法模式的主流。而且就证据法的程序法性质而言，与其将其规定在实体法中，不如规定在程序法中。因为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终究不如与程序法的关系密切。案件的实体形成总是按一定的诉讼程序运用证据才能实现的。在协调性方面，这种模式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是实体法与作为程序法的证据法混杂在一起，不符合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成文实体法与成文程序法并列的主流。二是对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应该规定在实体法还是诉讼法中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标准可把握。有关刑事、民事的实体法和诉讼法都是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三是在相应的实体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由于实体法的数量多，其中有关证据法内容的协调更是突出的问题。四是即使在实体法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证据法的内容进行专门立法，因诉讼法中不可避免涉及证据法的内容，且就其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固有关系而言。诉讼法中的证据法内容多于实体法，如果非要把证据法的主要内容置于实体法中规定，有舍本求末之嫌。不过，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对证据法的稳定性并无什么妨碍。
　　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使其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可行性。证据法与诉讼法同属程序法而且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交织，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作出规定。二者也都属于基本法律，在立法程序上具有兼容性。欧陆法系和我国现行立法例主要采用此种模式，并未发现其运作劣于其他立法模式。从立法代价上比较，该模式下的完整结合模式比单行模式、证据间结合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同一模式中的部分结合模式都低。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通过补充和修改现行法的内容即可实现。如果仅仅是补充诉讼法中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对诉讼法的部分补充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实施，而无需等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如果还需要对诉讼法的其他部分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则可以一并进行，从而较大地降低了立法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需补充和修改的法律只有三大诉讼法，在立法数量上比单行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证据法与诉讼法部分结合的亚模式都少。从协调性方面考察，将证据法的内容置于诉讼法中规定，是最好的模式。首先，鉴于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天然亲和关系，其他三种大的模式都很难避免的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内容取舍问题，在该种模式下自然不成为问题。其次，证据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协调问题虽然存在，但由于实体法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少许证据法的内容，因而，可以通过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中增设援引或准用条款来解决内容交叉，重叠问题。再次，关于证据法内在体系的协调问题，该模式也可以较好地予以解决。鉴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以民事诉讼法适用最多，且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都需要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现实，有人主张将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集中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而在其他两部诉讼法中采用准用条款的立法技术，以避免重复问题。在完整结合模式下的三种次亚模式中，又以半集中模式为佳。集中模式不能有效解决同一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与诉讼法内容的相互协调问题，而分散模式对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协调问题又难以解决。半集中模式却能既兼顾证据法与诉讼法内容的协调，又可使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相互融洽。因为在完整结合模式前提下的半集中模式，证据法内容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对整个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另外两部诉讼法通过援引条款适用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对不同诉讼类型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制度、规则，在各诉讼法中以集中方式进行规定；在各诉讼法不同阶段适用的证据法的具体内容，分散规定于不同的诉讼阶段。由这三个层次构成的证据法内在体系，虽然分散，但却不失完整和协调。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稳定性方面虽然不比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为优，但比单行模式和证据间部分结合模式更能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模式便于保持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同步稳定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同时补充和修改，因而，具有可取性。
　　以上综合表明，在前述各种证据立法模式中，以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之下的半集中模式为首选。从比较还可以看出，将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折衷后取长补短的混合模式，也是较可取的选择。大致方案是：把证据法中带共性的原则、制度等内容，通过统一证据法作出规定，统摄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而将仅适用于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据法的内容，分别在相应的诉讼法中以半集中模式
进行规定。此混合模式只需制定一部新法律和修改三大诉讼法即可，立法成本不高，协调性较好，稳定性亦不差，仅次于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一、表见代表制度概述

　　（一）表见代表制度的界定

　　法人为社会组织，不具有自然人的特性，其具有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必须由法人代表代为行使，法人代表是根据法人的内部规定由担任某一职务或由法定代表人指派代表法人对外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一般而言，法人代表不仅仅包括法人中具有一定职权并根据其职权代表法人从事民事行为人员，还包括其他被授权代表法人的人员。法人代表具有代表人和自然人的双重特殊身份，容易出现为谋取利益而滥用职权，超越代表权等现象，损害法人和第三人的利益。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维护安全的交易秩序，法律建立了表见代表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通过类比表见代理制度，法人的代表人在超越代表权限或没有相应代表权时代法人从事特定的民事行为，而相对人又有理由相信该代表人有代表权或应当知道其没有代表权的，即相对人是出于善意时，与该法人进行交易活动，因此带来的后果由法人承担的制度②。

　　（二）表见代表制度的构成要件

　　法人代表具有代表人和自然人的双重属性，法人代表为法人的独任机关。当法人代表超越权限的行为具备一定构成要件构成表见代表时，由该行为引发的法律后果由法人承担。笔者认为，表见代表有以下几点构成要件：

　　1、普通构成要件

　　该越权代表行为应具备一般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三是该行为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2、特殊构成要件

　　一是表见代表人是法人代表。表见代表人使用了足以使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有代表权的法人代表名称，并且表见代表人对该名称的使用得到了其所代表的法人的同意或默认，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表法人从事某一行为的权力。

　　二是法人代表的行为超越了法人代表权。法人的代表权，是法人代表对外代表法人所拥有的约束法人的权力，可以分为法定代表权和授权代表权。法定代表权是指由法律法规赋予法人的代表权，不因法人的组织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被禁止。授权代表权是指根据法人组织章程、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明确授权而享有的代表法人的权力。法人代表的行为不管是超越了法定代表权还是授权代表权，都构成表见代表构成要件要素。

　　三是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为善意,是指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第三人不知道该行为人无法人代表权。无过失，是指第三人对法人代表无代表权不知情是没有重大过失的。

　　四是善意第三人是基于对法人代表的外观信赖而实施民事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法人代表人有相应的代表权而与其实施民事行为。

　　（三）表见代表制度与表见代理制度的区别

　　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第50条规定了表见代表制度，虽然这两个制度规范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但它们也有很大的差异。

　　1、主体不同

　　表见代表的代表人是由法律规定的，是法人的独任机关，对外代表着法人，不具有独立人格；而表见代理人不像法人代表那样具有双重的身份，其有独立的人格，不隶属于被代理人。

　　2、适用范围不同

　　表见代表不仅可以适用于法律行为，还可以适用于事实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而表见代理只能适用于法律行为。

　　3、法律责任不同

　　具有越权行为的表见代表的法人代表，除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可能会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而表见代理制度的越权代理人一般只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表见代表是表见代理制度在法人中的运用，但它与表见代理不同，在代理行为中因代理人与法人是一种偶尔联系的外部关系，第三人不可能给予其更多的信赖。代理人在进行代理活动时,除要表明其身份外，还应表彰其代理权范围，就第三人而言，依一般常情，必要求其提供法人之授权委托证明,审查其代理权限，若不如此，则其本身具有重大过失。此时，第三人则不能要求法人以此行为承担法律后果。而在代表行为中,因法人代表与法人之间具有一定的职权基础，反映的是法人内部关系，第三人因对其职务的信赖,对其代表权限一般不会产生疑问③。在与法人纷繁复杂的民商事交往中,要求第三人对法人代表的代表权限进行审查既不可能，又不切实际。第三人也没有权利义务查法人对其权限限制的章程， 他们只要确定法人代表的身份，通常即可认为其是有代表权的④。即使法人代表的权限超越了法人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因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只是对法人代表权限的内部限制，这种限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从根本上说，法人对法人代表的越权代表行为只要为第三人所不知或不应知，则应负责，实行的正是法人代表的代表行为与行为效果相合一的制度，这与表见代理有根本的不同⑤。

　　二、表见代表制度对法人代表越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法人代表应该在法律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有关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外行使代表权，如果超越了相应的权限而与第三人实施民事行为就会因越权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这已是事后救济，不免造成法人或者善意第三人的损害，所以针对某些重要的情形，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的相关文件会明确对法人代表的权限进行规制和限制，所以公司的法人代表的代表权并不是无限制和不受约束的，它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一）法律限制

　　法人代表首先是自然人，而自然人有着人性的弱点，可能会在对外代表法人实施民事行为时为某私利而损害法人或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所以法律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中，直接明确地对法人的代表权进行限制。比如《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对外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定权只能是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此决定权。另外，当公司因解散而进行清算时，上述活动都必须由清算组实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实施。如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律的限制，对外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则构成对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违反，自应认定为无效，公司具有绝对的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权利。

　　（二）公司章程、公司内部决议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限制